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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论文~刑事诉讼法doc

发布时间:2019-10-07

  要:我国在刑事起诉制度上实行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大幅度扩张了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使自诉制度在刑事起诉制度中的地位 和作用明显得到提升,但自诉案件的范围欠妥当、自诉担当制度缺乏、自诉权行 使的程序性规范缺乏等是我国现行自诉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必要在对现行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加以解决和完善。 Abstract:China’scriminal prosecution indictmentmainly system,supplemented PrivateProsecution, existingCriminal Code CriminalProcedure greatly expanded PrivateProsecution case, Private Prosecution system criminalprosecution system enhancedsignificantly, PrivateProsecution PrivateProsecution system,since proceduralnorms, PrivateProsecution China’scurrent system mainproblems, currentCode CriminalProcedure Keywords:Criminal Procedural Law; Private Prosecution System 法律的有关规定,不经过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的刑事诉讼[1]。自诉制度在刑事司法中的存在具有现实合理性与正当性,从我国现行 立法规定看,存在着自诉案件之范围欠妥当、自诉担当制度缺乏、自诉权行使的 程序性规范欠缺等问题,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加以改革。 自诉制度,是公诉制度的对称,指对于法律规定的案件,刑事被害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以个人名义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制度。自诉 制度是人类司法制度发展过程中最早的起诉制度[2]。但是,在现代刑事追诉制 度中,自诉作为一种古老的追诉方式已经趋于衰落[3]。比如说,日本实行彻底 的国家追诉主义,美国实行由大陪审团进行追诉的民众追诉主义。另外,在美国 的一些州,检察官制度与大陪审团制度同时并行,这些国家都不存在自诉制度。 但是,在保留自诉制度的国家,尽管自诉只适用于有限的刑事案件,然而它在追 诉犯罪上的意义却不容忽视。 我国在刑事起诉制度上实行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原则,自诉制度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建立刑事自诉制度的意义在于:(1) 在权衡国家利益与被害人个人利益后,对于一些轻微的属于侵犯公民个人利益的 犯罪,将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权力交由被害人行使,有利于案件的解决与社会 的稳定。(2)可以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节约司法资源。 我国立法历来都十分重视自诉制度。1979年刑事诉讼法根据自诉案件的特点和 规律,确立了刑事自诉制度的基本框架。1996 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大幅度扩 张了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使我国自诉制度在刑事起诉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 得以提升。 丹宁勋爵曾说:“如果法律要得到遵守,正义要得到伸张,法院就必须允许他的私人利益和权利受到犯罪分子违法行为侵害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身份亲自对犯 罪分子进行起诉。”[4]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也实行被害 人追诉主义,在追诉犯罪的形式上确立了公诉与自诉并行,以公诉为主,自诉 从德国的历史发展来看,自诉案件的范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在19 世纪 中后期,自诉只适用于特定的犯罪,即侮辱罪和普通伤害罪。自1921 年后,才 加入其他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稍晚,其范围又扩大到危险性伤害罪和恐吓罪。尽 管如此,公民个人却只对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的少数轻微刑事犯罪享有自诉权, 换句话说,自诉案件的范围仅限于特定之轻罪。 相反,我国的自诉案件范围非常之广,从国际上的情况来看,自诉案件的范围如我国这样广泛的尚属罕见[5]。 对自诉权的严格限制是德国自诉案件的一个显著特点。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75 条规定,当有多位被害人的时侯,每个被害人都可以独立的提起诉讼。然而, 为了避免因一行为而多次诉讼和多次判决,如果一个被害人提起自诉后,其余的 被害人都不再享有独立的自诉权;相反,只能参加到已被提起的自诉程序。所有 案件中对被告人有利的裁判,其效力也适用于所有的被害人(包括未提起自诉的 被害人)。 根据德国《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自诉人必须有律师为其代理人,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在追究犯罪的过程中,被害人作为社会的,其诉讼能力受 到较大的限制,因此,德国法律规定的律师强制代理制度有利于保障被害人自身 的合法权益。 而我国的自诉案件实行的是任意代理制度,法律的空白将使自诉人的权利保障受到挑战。 自诉期间,自诉期间也就是自诉案件在什么期限内由自诉人向法院提起有效,超过该期限便不得起诉。德国法律对自诉期间规定有两种情况:一方面,对 自诉案件中属于告诉乃论的案件自诉期间一般为 个月[6];另一个方面,其余的自诉案件则设有自诉期间的限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专门的规定,而是适用公诉案件的一般规定。 本职责,所以刑事自诉案件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自诉人也无需提供任何担保,但是在德国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自诉人不仅要交纳诉讼费用,还要 对预计给被告人带来的诉讼费用提供担保。 自诉过程中检察机关之介入,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尽管检察机关没有参加自诉程序的义务,但是,当检察机关认为自诉案件涉及公共利益的时候,就可以 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的任何阶段中以明确的声明接管追诉,或者法院认为应当 由检察机关接管追诉时,向其移送案卷。从程序上来说,检察机关接管追诉,便 终结了自诉程序,使自诉转为公诉。相比之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 解释没有检察机关介入自诉程序,改变案件性质的规定。 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不仅关系着被害人的控告权、起诉权的行使,也涉及到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职能管辖权的划分与行使[7]。只有三机关之间分工明确, 才能更好地发挥它们的职能作用,保证案件的正确及时处理。因此在探讨自诉案 件时首先须明确自诉案件的范围。自诉案件范围的确定,应有一个基本的标准: 即原被告明确;因果关系清楚;情节简单;犯罪性质不严重;原告起诉能够向法 庭提供充分的证据。按照这样的标准,《刑事诉讼法》第170 条规定了人民法院 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 又称亲告乃论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规定,是指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向法院起诉,法院才予受理审判的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分则》 的规定,这类案件主要包括以下五种罪名的案件:侮辱罪,诽谤罪,暴力干涉婚 姻自由罪,虐待罪,侵占罪[8]。法律将这些案件对行为人的追诉权赋予被害人 行使,是否向法院起诉完全取决于被害人的意志,国家不主动干预和起诉。这是 考虑到这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较小,新刑法将侵占案列入告诉才处理案件,也是 考虑到被害人对涉及自己的财产利益有实际处分权,对他人侵占的财产是否起诉 追究有权自行决定。 这是对原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直接受理的“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的规定的修改,既符合自诉案件的审判程序要求,又有利于防止公检法机关 在立案范围上的互相推委,可以避免发生因对“不需要侦查”认识理解不一而拒 绝受理致使被害人控告无门的现象。构成这类自诉案件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害人需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二是从案件性质上讲,属于轻微的刑事案件。为 了进一步明确这类自诉案件的范围,防止三机关之间在立案受理上出现分歧,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等六家单位在共同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 定》中明确指出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是 指:(1)故意伤害案(轻伤);(2)重婚案;(3)遗弃案;(4)侵犯通信自由案;(5)非法侵 人他人住宅案;(6)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7)侵犯知识产权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8)属于刑法分则第四 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以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其他轻微刑事案 件[9],上述八种案件被确定为由法院直接受理的轻微案件,可以解决被害人向 公安机关控告而公安机关认为案件不严重、不需要侦查而不予立案的问题,保证 被害人的控告权的行使。 第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修正后的刑诉法为了解决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被害人状告无门的难题,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同时督促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积极追究犯罪, 避免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放纵犯罪现象的出现,增设了新的自诉案 件种类,作为公诉案件的补充。构成这类自诉案件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被害 人应当提供证明被告人犯罪的充分证据;二是被告人有犯罪事实依法应追究刑事 责任,即不属于刑诉法第 15 条规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三是被告人所 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四是公安或检察机关应当立案侦查及起诉, 但事实上没有进行这项诉讼活动。就本质而言,这是由公诉案件转化而成的自诉 案件,这种可转化性也就是公诉权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转化,成为自诉权,从而 更全面地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修订后的《刑事讼诉法》、《刑法》中的相关规定构成了我国现行自诉制度,参照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立法例与理论研究成果,我国现行的刑事自诉制度在 立法规定应当力求确切、明了,具有可操作性。在此问题上我国自诉案件之范围的规定缺乏妥当性。首先,就《刑法》规定的几类“告诉乃论”的案件看,侵占 罪中侵占埋藏物案件在实践中难以提出自诉,因为,“这里的埋藏物是指埋藏于 地下的所有人不明的财物,这些财物依照《民法通则》第79 条之规定,归国家 所有。”在此情况下,直接受害人是国家,行使自诉权的主体如何确定呢?由有 关单位、组织如负有领受财物之权利的国有单位或国家机关起诉吧,于法无凭; 由检察机关起诉吧,明显与法相悖,由此立法规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其次,“轻微刑事案件”之规定范围不甚明了,尽管“两院三部一委”《关于刑事诉 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了必要的具体化,但其中规定“属于刑法分则 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以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其他轻微刑 事案件”所指范围甚广,涉及数十种罪行,操作起来难度较大,且有些案件如破 坏军婚案经实践证明以自诉论甚不合理,争议颇大,理应不再沿用。最后,“公 诉转自诉”案件的设立弊多利少。一方面,国家把大部分较为严重的刑事案件确 定为公诉案件,就是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优先的法理预设,“但被害人直接 起诉的制度则将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前,从而使公诉制 度的这一法理预设被动摇[10]”, 同时,这种削弱公诉、强化自诉的做法在一定 意义上是对检察机关公诉权的置疑,也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稳定性和终止诉 讼的权威性造成一种损害。另一方面,由于这类案件多为难以查证或者缺乏其他 定罪条件的“扯皮”案件,在公、十二生肖波色卡,检机关凭借国家强制力都无法查证属实的情况下, 被害人承担举证责任无疑不太现实。这样,如果被害人起诉到法院,要么会被依 法驳回,达不到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要么为法院受理后,法院不得不依职 权进行适当调查,容易导致审判的“纠问化”,从而有悖于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 的初衷,除此之外,这类案件的出现还会造成公诉、自诉案件的界限模糊以及冲 击正常的庭审诉讼结构等弊端。 自诉权的存在及其有效运作,必须有一系列配套制度作保障。就目前我国立法规定看,有一些配套性制度己建立,如根据法律援助制度,在被害人诉讼能力缺 乏且无钱聘请律师时,可申请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 重要的配套性制度尚未建立,最为突出的是自诉担当制度的缺乏。所谓自诉担当是指被害人己经提出控诉,自诉程序己经启动,但被害人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或 不愿继续进行其诉讼行为,改由国家公诉机关替代被害人行使控诉职能的法律制 度。“自诉担当”与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时由检察机关起诉具有不同的 含义。后者适用于被害人因某种障碍不能起诉或因该案的特殊意义需要由检察机 关提出控诉的情况,经检察官起诉后,案件转为公诉案件,被害人丧失起诉资格, 而自诉担当则不同,它适用于自诉程序己经启动而被害人自己不能或不愿继续己 开始之诉讼行为的情况,检察机关担当自诉并不因此而取代被害人的原始地位, 案件也并不因此转化为公诉案件,在符合法定条件即被害人能够或者愿意继续诉 讼时,检察机关应当退出自诉程序,由原自诉人继续进行诉讼。由此可见,自诉 担当制度对于维护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于切实保障自诉权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惩处犯罪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确立自诉制度的同时缺乏 自诉担当的有关规定,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立法疏忽。 应当看到,自诉与公诉是有着各自特质的两人范畴,其权能之行使也应有较大差别。公诉权作为一种国家“公”权,既是一种权利,更意味着职责与义务,它应 当着重于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寻求公众所认可的普遍正义与公正, 因此其运行机制具有严格的法治理性,而自诉权本质上是公民个人的“私”权,是 法律赋予被害人的个人权利,它以保障行为个体合法权益为出发点,追求案件的 个别正义与公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为被害人个人主观愿望所支配,在行使方式 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呈现出与公诉运行机制完全不同的状况。具体到刑事程序 中,公诉案件之起诉、审理、裁判中的诸多规定不能完全适用于自诉案件,因此 立法应对自诉程序作较多的单独性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刑法》在确立自 诉制度的同时,对自诉权行使的程序性规范也作了一些不同于公诉程序的单独规 定,如允许撤诉、和解、反诉等,但仍显不够,许多重要问题尚未明确规定,如 自诉期间如何确定?一人犯数罪,有的属于公诉之罪,有的属于自诉之罪,如何 提出控诉?再比如自诉程序中如需强制取证,如何处理?自诉案件中,潍坊到多地火车票售罄 火车票抢票大战已经白热化,司法机关 特别是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如何定位?刑事自诉被害人能否提出上诉等等,这一 系列问题,《刑事诉讼法》、《刑法》均缺乏必要的规定,既给当事人行使权利带 来不便,又使法院在处理案件时难以操作,亟需加以改革完善。 应当看到,我国现行自诉制度是大体合理的,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与公正性,符合自诉权发展的历史规律与世界潮流,但与我们预期的模式设计相比,还有不少 差距,目前突出体现在自诉对公诉的监督制约有余,公诉对自诉的援助支撑不足。 由此现状出发,在未来刑事诉讼立法中应当贯彻两方面的指导思想:一是继续保 留并完善现有的刑事自诉制度,增加规定各种辅助性的配套措施和程序性立法, 在强化被害人控诉主体地位的同时,提升其控诉能力,防止自诉权流于形式;一 是强化公诉机关、公诉权对自诉的支撑作用,以国家力量弥补自诉权行使之不足, 避免出现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的情况。 基于对我国现行自诉制度运行状况的检讨与反思,以及上述对中德刑事自诉制度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德国的自诉制度确实有很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这 对于完善我国的自诉制度,充分发挥其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社会,随着国家思想的强化与国家机器的健全,公诉取代自诉占据主体地位是历史的必然,同时,由于某些轻微案件对合法权益的损害主要涉及个人利益, 基于个人行使控诉权比国家公诉更便捷、更符合社会整体利益考虑的法理预设, 自诉权被保留下来并得以沿用。这就要求立法设计时将自诉权行使的案件范围界 定在被害人的诉讼能力范围内,否则既是一种立法资源的浪费,又会造成实践中 法社会学意义上的“司法二元化”现象。本着这种理念,我们认为,应当在《刑事 诉讼法》中明确列出自诉权行使的案件范围,既使被害人在行使控诉权时有法可 依,又使审判机关在审理案件时有章可循,借以增强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减少 适用中的不确定性。另外,鉴于“公诉转自诉”案件的规定事实上使绝大多数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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